免疫肿瘤

美国的做法是收物业税，而且是永恒的，把物业的一部分增值的原因归于政府提供了公共财，使得你的物业的价值有所上升，其中有一部分要回馈政府，使得政府下一轮还有钱进一步改善这个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政府的7毛钱能当1块钱用，这种好事去哪里找?所以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自从建立起来，就遭遇到疯狂的挑战。这种情况反映出的，是整个国家的典型的屌丝消费型特征。

政府有支出也有收入，一旦收支不能平衡，即便是印钱也无法维持的时候，那政府也只能破产。屌丝再往下走，就是流民，就是暴民了。因此，苏区币的信用，完全来源于中共的动员能力，来源于它的资源整合能力，来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信仰。这个数据当然是缩水的结果，一定有相当额度的地方债务未能纳入统计。中共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序章部分解释过，在这套体制之下，老百姓基本上是手无余财的，所有资源都要集中到苏区政府手上。

敌人杀到面前了，还能动员一把，比如被天平天国的长毛们蹂躏的湖南江西。真正的国际货币的出现，还得等到大英帝国一统江湖，在全球到处建立殖民地，将英国的金本位体系移植给全世界。一、认识当前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问题 展望2015年，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一致性预期是以增速下行、需求切换、动力转型为特征的新常态，但在政策响应和可能出现的微观反馈方面缺乏方法论共识。

从中期看，在经济中期保持低水平均衡状态下，不良资产上行压力使流动性因素成为决定金融稳定的关键性变量，这是各国在危机处理中首先想到QE的主要原因。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 流动性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金融改革 。二是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局部和一般均衡认知存在不一致性。政策层面需对此进行管理。

这同时需要在中期推动财政-金融一体化改革。三、从微观反馈看，流动性是跨越各期限的主要矛盾 与经济迈向新常态相适应，流动性压力是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主要矛盾，从短期看，2014年外汇占款的转折性变化导致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由被动转向主动。

长期，要素禀赋演变决定了放权、让利、搞活是由微观市场主体自发寻求经济增长点的制度基础。2012年以来的变化在于，由于影子银行和表外业务的崛起，融资平台、基建和房地产成为主要社会资金投放领域，则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负债端稳定性下降，但资产端的长期化有增无减，两端矛盾导致流动性风险上升。其中涉及如下理论问题：一是解释经济波动和开药方的理论框架存在不一致性长期，要素禀赋演变决定了放权、让利、搞活是由微观市场主体自发寻求经济增长点的制度基础。

二是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局部和一般均衡认知存在不一致性。二、经济波动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问题 一是经济增长水平的既定性：总需求不旺导致2015年经济运行呈现稳定的较低水平均衡，经济增长率中枢为7.1%，波动幅度为正负0.1个百分点。即使存在短期景气波动，但长期经济增长点仍处在缺失状态。这同时需要在中期推动财政-金融一体化改革。

三是经济发展受长期问题制约：制造业竞争力不足导致的持续性超额潜在供给在长期不可逆转，去产能化是新常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其中涉及如下理论问题：一是解释经济波动和开药方的理论框架存在不一致性。

中期，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必须与金融改革同步推进才可能改善社会融资结构和效率。二是通缩风险的现实存在性：中期压力是通缩风险和通缩预期，但不存在短期通缩现实性（物价负增长），2015年CPI预期中枢为1.8%，波动幅度为正负0.1个百分点。

从长期看，流动性总量和流向决定了资源配置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层面需对此进行管理。一、认识当前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问题 展望2015年，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一致性预期是以增速下行、需求切换、动力转型为特征的新常态，但在政策响应和可能出现的微观反馈方面缺乏方法论共识。三、从微观反馈看，流动性是跨越各期限的主要矛盾 与经济迈向新常态相适应，流动性压力是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主要矛盾，从短期看，2014年外汇占款的转折性变化导致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由被动转向主动。2012年以来的变化在于，由于影子银行和表外业务的崛起，融资平台、基建和房地产成为主要社会资金投放领域，则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负债端稳定性下降，但资产端的长期化有增无减，两端矛盾导致流动性风险上升。从中期看，在经济中期保持低水平均衡状态下，不良资产上行压力使流动性因素成为决定金融稳定的关键性变量，这是各国在危机处理中首先想到QE的主要原因。

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 流动性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金融改革不能因为上述短期扰动因素而低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破解上述困惑，关键在于区分中国经济长期、中期和短期的不同驱动力： 从长期分析，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于要素供给潜力，即：人口和劳动供给、土地和资源供给、金融和资本供给、技术和创新供给、管理和制度供给——与成熟市场经济上述五大财富源泉都可以自由流动不同，我国经济中的上述五大财富源泉目前都受到各种供给约束，只要放开一点供给约束，就可以迸发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贷存比进一步减少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用的信贷资源。部分地区房价、矿山价格下跌有引发民间债务链断裂的风险 2010年以后，为了配合房价调控，金融部门对房地产、矿山开发贷款进行了严厉的控制，结果这些仍然在上涨趋势中的资产都绕道民间借贷、影子银行获得高利率资金。

从这三方面来看：首先，中国净出口已经连续三年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2015年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背景下，净出口变化不会成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而大部分房地产项目的租金收益率都低于5%，不足以覆盖高达两位数的融资成本。

从PMI变化来看，一方面新订单指数和原材料库存仍处于下降通道中，另一方面产成品库存指数却持续攀升，表明整个经济仍然处于去产能、去库存的收缩过程中。从短期来看，对经济波动影响最大的是信贷的紧缩：2013年中期中国闹钱荒，半年的滞后期之后，2014年初经济增速应声而下。第四，建议坚决取消信贷额度的行政计划管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数万亿的相关金融产品都将面临到期还本付息的兑付风险。

第六，应下决心从结构性减税过渡到大规模减税，尤其要大幅度降低企业综合税费。其次，尽快继续大幅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中，2015年经济增速下滑核心的风险在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持续下滑。经济增速下降趋势没有扭转，短期通缩加剧 面对2014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压力，中央政府已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但是各项经济指标向下趋势依然不改，国内各研究机构对2015年GDP增速预测，基本都在7%以下，这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除此之外，地方债务融资也将在2015年中期迎来还款高峰期。高利率金融产品背后都是房地产、矿山等资产价值支撑。

进入 滕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增速 融资成本 通缩 PPI 货币政策 基准利率 存款准备金率 。第三，尽快取消贷存比对信贷资源的不合理限制。无论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还是日本安倍政府，在促进本国经济摆脱危机中，都借力股市上涨推动经济复苏。经济增长的中期驱动力才是所谓三大需求，即通常所说的投资、消费、净出口。

三大投资增速除了中央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保持在相对高位（2014年在21%-24%之间）之外，房地产增速（从年初的19.5%下降到年末的11.9%）和制造业投资增速（15.2%下降到13.5%）仍将处于加速回落趋势中。综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其实还很大，需要改变的只是税收成本居高不下、资金紧张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所造成的中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而这需要政府及时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

如果这个趋势能够持续到4000点，由此带来的新增企业股权质押能力和居民消费潜力将高达4万亿元以上———这将成为2015年中国经济最直接的稳定消费、稳定投资的积极因素。2014年中国股市意外地从2000点上涨到了3000点以上——中国股市市值增加了10万亿元。

显然，严重的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是本轮中国经济短期持续下行的首要原因。股市持续上涨或成为拉动消费、刺激投资的亮点 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早有国际惯例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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